欧盟2020战略提出，贸易政策必须回应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但同时要避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固然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欧盟将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则是困难的，其政策路径往往是模棱两可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如何把握欧盟下一步的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欧盟与气候有关的贸易政策的基本背景

欧盟一直有意在减少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担当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是，面临两个方面的主要挑战。

从外部看，不少人批评欧盟说得很多，减排效果却很有限。比如，一些评论家认为，欧洲率先设立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ETS)，虽然提出了减排的指标，但是因为首批碳放权都是免费发放的，实际上并没有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反而推迟了走低碳道路的时间。另外，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也有专家认为欧盟免费发放的碳减排指标，其实质是对企业的补贴，不符合WTO有关补贴和反补贴的规则。

从欧盟内部看，不少人认为欧盟企业为达到更严格的减排目标而付出了额外的成本，从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和‘碳泄漏’问题。关于竞争力的担忧，是指欧盟企业担心欧盟以外的厂家因为可以无节制的排放而担负较低的成本或者根本没有成本，从而造成了一个不公平的贸易环境，致使欧盟厂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碳泄漏的问题，指由于欧盟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增加了欧洲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从而导致某些欧洲企业将投资转移到欧洲以外的地方，所以说碳并没有减排，而只是泄漏到欧洲其外的地方了。

当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前景不乐观，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可能性不大，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更是遥遥无期。再加上欧洲经济自从去年陷入低谷，迟迟不能走出危机，产业界和公民社会对竞争力和碳泄露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未来欧盟政策的重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贸易总司和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机构正积极酝酿下一步的政策取向。具体有这样几个重点。

首先，在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下，设置一些缺口。

欧盟仍然计划设定较高的减排目标，比如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80%，而中期的2020-2030期间的目标是削减25-40%。但是欧盟内部对于这个减排目标将对欧洲中长期的环境、就业和经济发展有何影响没有把握。

在改革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方面，欧盟也计划从2013年起逐步从免费发放排放权转变到排放权的拍卖，目标是到2020年拍卖的碳排放权至少占到70%，最终到2025年所有的排放权将进入拍卖。

但是，欧盟的一些专家提出，对于那些面临贸易竞争力挑战和‘碳泄漏’风险的行业给予宽限，即从2013年起继续给这些行业免费提供一定数额的排放权。参照欧盟第2003/87/EC号指令第10a（15）条的规定，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指出有11个行业，即：淀粉及淀粉制品，糖生产制造，其他非蒸馏的发酵饮料，发酵材料中的酒精生产制造，纸张和纸板的制造，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平板玻璃的制造，中空玻璃制造，陶瓷砖和陶瓷板的制造，铸铁管制造，铅，锌，锡生产。

其次，在支持WTO多哈回合下的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同时，要开辟新的绿色技术贸易的途径。

IPCC已经建议了一系列的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其中很多技术正在WTO的环境产品和服务项下进行谈判，包括风能和水电涡轮，太阳能锅炉，太阳能电池和设备等。

欧盟认为短期来看，这些技术的进一步自由化对解决气候变化影响甚微，因为很多产品，特别是再生能源产品的关税水平已经很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2%， 发展中国家平均6%）。相反，投资障碍和非关税壁垒将继续是这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主要障碍，包括繁杂的行政审批程序、要求服务提供商必须在进口国有实体企业、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活动限制。欧盟希望通过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协议来解决欧盟产品和技术出口中的问题。

第三，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多边框架下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的希望降低，想借鉴美国和东亚实行的自下而上的战略。

从第一阶段欧洲碳排放权交易的实际效果来看，欧盟开始意识到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碳市场上。特别是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碳市场，依靠碳价格来减少排放、实现欧洲经济的低碳转型是不现实的。相反，仅仅依靠碳市场可能使欧洲错失技术创新的时机。

欧盟逐步意识到有必要效法美国和东亚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加强对环保技术的创新研发进行投资，包括财政和税收上的激励措施，以及鼓励各个地方和区域性政府机构通过政府公共采购来支持清洁技术的发展。

第四，重视行业性方案，特别是高排放贸易量大的行业、航空运输也和水处理技术行业。

由于多边政府间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欧盟更加重视行业性的方案也解决气候变化和贸易的问题。一是达成并执行一个国际行业性协议。关于这个议题，国际上已经讨论了十多年了。虽然一直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欧盟认为对于高能耗的行业（比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11个贸易强度大的有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跨国的行业性协议仍是一个可能的途径。

运输行业是下一阶段欧盟实施更严格减排管理的重要行业。欧盟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航空业削减10%和海洋运输削减20%的目标。从2012年起，航空运输业将被纳入欧洲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根据RDC航空咨询公司的估算，这将意味着给欧洲航空公司每年增加11亿欧元的成本。欧洲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宣布从2012年起将涵盖所有飞入欧盟的航空公司，这个有争议的决定将给欧洲本土以外的航空公司带来很大的影响。

另一个越来越得到重视的是水行业。一是因为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分配的影响，造成或者恶化很多地方水资源的稀缺，二是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生活和工业废水的污染问题加剧。欧盟希望促进水行业的技术转移和合作，包括饮用水、海水淡化技术、废弃水的再利用等。

上述贸易量大、高排放的11个行业的中国企业需要警惕欧盟的最终政策走向，如果欧盟对本国企业提供免费碳排放权，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或者要求购买碳排放指标的话，这有可能构成对进口产品的歧视，不符合其在WTO中的义务。

对于进入欧洲航空市场的中国航空企业，一方面需要积极准备向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提交所需的以往年度经营额和能源消耗数据等资料，同时也要密切跟踪美国航空业协会起诉欧洲碳排放权系统一案的进展。美国航空协会认为欧盟单方面把非欧盟航空企业纳入欧洲排放权交易系统违反了芝加哥公约禁止治外法权的原则以及WTO有关进口税费的规则。

至于水技术设备和服务行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有助于解决中国急迫面临的饮用水和废弃水管理的问题。欧洲国家在水管理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经验丰富，技术手段完备。政府应当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和欧盟之间的合作，促进技术转让和贸易，鼓励共同投资，开放水处理的服务市场。

第五，欧盟密切关注消费者和厂家的责任分担问题，积极推进碳会计（carbon accounting）。

消费者和厂家都应当对碳排放承担责任，比如制造商承担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而消费者对于流通运输和商店的碳排放担负责任。不仅如此，消费者的购物选择可以反过来影响厂商的行为。如果消费者选择那些生产过程低碳、环保的产品，就会鼓励厂家的技术更新。

欧盟日益重视消费者一端的作用，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性规则来管制和约束生产厂家。全球化条件下单个产品的价值链往往跨越多个国家，也进一步加大了在国别层面进行碳排放监管的难度。二是因为欧洲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自愿性的低碳、环保标签，但是市场上出现的这些倡议比较混乱，处理得不好可能不利于消费者的参与。

当前的重点是细化“碳会计”的方法论。欧盟建议碳会计核算应当包括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从设计、投产到流通，同时增加碳会计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且在欧盟层面设立一个合适的机构框架对这些标准加以管理和评估。

这将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贸易措施关注的是最终产品的质量和环保表现，比如这个冰箱是否节能，而新的碳排放会计要考察这个冰箱的整个生命周期即制造过程的节能程度如何、其原料来源和废弃物排放管理如何、该产品在运输流通中的碳排放以及产品寿命结束后分解或者回收再利用中的环境表现。这是复杂的，但是如果处理得好的确是有利于地球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长远之举。

结论

贸易政策可以、也应当能够部分地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对于实践这样的结合，无疑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欧盟的尝试也必定是艰难的。

在内外两方面受到批评的情况下，欧盟将一方面维持其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同时推行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某些措施可能与一些既定的国际规则相矛盾，比如2012年以后继续给高排放、贸易量大的行业提供免费的排放权配额，可能存在与WTO反补贴条款的冲突。单方面地将外国航空企业纳入欧洲排放交易系统，有可能造成实质上的额外税费而违背非国民待遇原则。再比如，根据产品生产或流通过程中的碳排放而增加碳会计的标签，超出了传统贸易政策中只针对最终产品的这个范畴。

我们对欧盟的政策尝试予以关注，期待在开放贸易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能够双赢，也期待各国能够出于自身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以宽容和合作的心态加入到这个政策创新实验中来。欧盟应当在政策的酝酿和出台过程中，积极建立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尽管在短期内，欧盟的一些措施可能会诱发在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环境下的争端，我们希望争端的解决是澄清各自贸易义务的机会，也是寻找促进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双赢的创造性方案的机会。欧洲和中国注定在规则的解读和创新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成帅华博士是ICTSD战略分析和中国部主任。

根据7月23日世贸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贸易报告》，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贸易的特殊挑战，齐心协力，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WTO经济学家在报告中指出，2008年自然资源占世界商品贸易总量的24%，相当于3.7万亿美元。而且这一数据正急剧上升。世贸组织经济研究和统计司的Michele Ruta表示，在过去十年中，自然资源贸易每年增加20%。

7月23日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举行的报告官方发布会上, Ruta发言指出，开放自然资源贸易对其可持续利用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他表示，虽然贸易可以提高效率，但世贸组织对贸易可能会给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使用增加压力表示关注。

该报告指出，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管理自然资源的干预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例如，贸易政策可能会改变贸易条件，为了一国受惠而以其他国家为代价，从而产生扭曲性的影响。此外，世贸组织指出，国内法律和监管在保持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往往比贸易政策更为有效。

鲁塔、世贸组织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日内瓦国际研究院的Joost Pauwelyn、日内瓦大学的Jaime de Melo共同出席了报告发布会，并就该报告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他们对报告总体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报告的少数研究结果进行了批评。

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de Melo称，该报告可以在“自然资源诅咒” 方面作更深入地研究。“自然资源诅咒”是指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相比似乎在发展方面获得更糟的结局这样的矛盾趋势。

de Melo表示，最近的证据表明，各国需要“修改[其]国民收入数据，以便反映自然资源的枯竭”，因为其目前的增长方式并非是可持续的。他还补充道，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的国家，那些生活在脆弱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

Ruta解释说，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将其资源出口到工业化国家，而与邻国的自然资源贸易量较少。他补充道，使自然资源丰富国家备受困扰的许多问题源于自然资源产品价格的高波动性，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形，贸易有可能使这种波动性减少，也有可能使其加剧。

世贸组织的政策适用于自然资源吗？

国际法教授Pauwelyn呼吁关注“城市神话”的说法，即自然资源贸易不属于世贸组织规则的范畴。他表示，这种常识性错误的部分原因是许多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措施是《关贸总协定》（GATT）第二十条所允许的。第二十条是通常被称为“例外条款”。

Pauwelyn表示，即使考虑到该行业所具有的可耗竭和负面外部效应等问题，第二十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处理自然资源纠纷时，世贸组织的标准贸易规则就不能适用。相反，他敦促进出口商“研究当前的规则，了解这些规则如何适用。”他还补充道，世贸组织的谈判官员应同样如此，在必要时澄清或扩展规则。

针对有关世贸组织应通过一项类似于《关贸总协定》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协议的建议，Pauwelyn予以了驳斥。他表示，如果给予能源和自然资源特殊待遇，农业等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就会要求类似的特殊待遇，从而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另一关注是渔业补贴

该报告还发现，全球渔业补贴金额每年约在250和290亿美元之间，这明显高于之前估计的每年介于140亿和205亿美元之间。智利大使Mario Matus在周五的发布会上向上述参与讨论的专家提问，既然联合国粮农业组织估计80%的渔业被过度捕捞，全球渔业资源的枯竭是否应归咎于这些补贴。

鲁塔对此回答时解释道，渔业容易受到准入开放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渔业难以界定产权的情况下。他表示，基于这些原因，即使政府没有提供补贴来支持该行业，渔业仍然可以被过度捕捞。Ruta还建议，补贴可以作为减少过度捕捞和保护鱼群种类的一种工具。

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波三折，其中渔业纪律正在讨论当中。所讨论的方案包括禁止某些类型的渔业补贴，比如经营成本和新造渔船补贴。

智利目前是非正式的谈判小组“鱼之友”的成员，其它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新西兰、挪威、冰岛、巴基斯坦、秘鲁和美国。该组织对渔业补贴对渔业的负面影响予以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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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ctsd.org/i/news/bridgesweekly/81833/

民主党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设定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努力已嘎然而止。

7月22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Harry Reid宣布，民主党领导层将不再试图将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纳入能源法案，该法案计划在参议院8月休会前出炉。相反，民主党领导人将把工作重点转向通过一个内容更少的法案。

7月中旬宣布的这一消息是民主党人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不确定性趋势的延续，尤其是在参议院中这一不确定性更为明显。自2009年5月民主党参议员John Kerry和独立党派Joe Liebeman在未得到共和党协作者Lindsey Graham的支持下将气候变化法案公诸于众以来，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制的前景已逐步恶化。

7月底发布的新版法案与旧版法案迥然不同。其重点已经转向美国国内最具时效的环境问题：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灾难性的石油泄漏事件。除了拟议中的旨在改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钻探项目安全等方面的措施外，该法案可能会将涉及石油泄漏的公司的责任从7500万美元的上限加以提高。该法案处理的其他措施还涉及土地保护、能源效率以及对使用天然气燃料车辆的奖励。

对公用事业支持的逐渐减弱大大打击了法案

在最近几个星期，参议员Kerry似乎逐渐开始对减少温室气体限制范围的想法产生了兴趣。虽然旧版条例草案包括了对运输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范围，7月底开始Kerry似乎就准备在谈判中放弃对前两个行业的限制，只赞同对公用事业行业限制。

经与公用事业行业中的几家主要公司代表多次会晤之后，Kerry宣布谈判未能取得突破。公用事业公司最初对Kerry-Lieberman法案表示支持，但在得知运输和制造业将不与他们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的负担后，他们态度发生了转变。相反，作为妥协，他们似乎要求通过一个弱化的清洁空气法案，但民主党人不愿对此让步。因此，双方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然而，温室气体排放未能纳入气候变化法案不能单单归咎于与公用事业的谈判。参议院中的共和党以及他们通过长时间发言来阻碍民主党通过任何议案的能力，可以阻止大多数的民主党立法无法通过。

民主党人需要其政党完全支持，然后加上至少一名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使温室气体限制的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然而，包括西弗吉尼亚州Jay Rockefeller在内的许多民主党参议员反对温室气体限制，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会对其所代表的州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此外，共和党参议员将已经广泛讨论的排放限制计划，即“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称为遏杀就业的“总量控制和税收制定”。就在最近的7月18日，多数党领袖Reid就表示，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这一名称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这充分证明了这一名称所包含的负面意思。

美国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通过的前景暗淡

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或其他对温室气体设定限制的一些计划是否能东山再起仍有待观察。参议员Kerry仍发誓要将这一限制制定纳入法案之中，而且此措施有可能以法案修正案的形式在参议院进行表决。另外，即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法案，他们仍然必须与众议院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一份妥协的版本，而众议院去年的气候变化法案中就包括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因此，来自众议院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参议院重新将排放限制纳入法案。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是不大可能的。此外，8月休假很快来临，参议员将没有什么时间来讨论气候问题。中期选举将于11月2日举行，在8月休庭与11月的选举之间的时间段中排满了竞选活动，这对在国会搁置的法案很不利。

选举之后，民主党人可能会利用选举和1月份新参议员就职期间的“跛脚鸭”时间来通过此法案。在新国会于明年1月份就任后，它将再次有机会重新提起这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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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y de Jonquières

多哈谈判陷入停滞进入第10年之后， 有些专家建议通过搁置议程中“困难艰巨”的议题来取得进展（具体内容，请参见《桥》英文月刊第14卷第1期http://ictsd.org/i/news/bridges/69232/）。这些建议甚至可能进一步放慢其进程。其原因是这些建议注重的是多哈回合这一惯性进程的表象，而非其根本原因。

如果这当中最棘手的农业问题在谈判中被搁置，“20国集团”会在工业关税上变得更为灵活吗？如果将非农产品市场准入（NAMA）搁置，美国和欧盟会更愿意削减其农业补贴和贸易壁垒吗？而且，无论是其中哪种情况，它会促使达成服务协议更为可能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认为“有意愿达成协议的成员结盟”能够打破僵局，这种观点也有点乐观。到底哪些成员有这样的意愿？而且，围绕哪些议题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诸边协议的热衷分子会提出，20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在电讯、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和金融服务领域的谈判就取得了成功。然而，他们是在指鹿为马。

电信协议的达成是因为技术变革削弱了工业的传统运营模式；信息技术协议的达成是因为大量的亚洲发展经济体依赖于全球电子产品生产链，他们意识到对必需的进口零部件征税是毫无意义的；金融服务的谈判是注定要成功的，因为在亚洲经济危机期间，如果该谈判失败就会进一步破坏对市场的信心。但在今天，其它的行业有哪些有利于促成世贸组织的协议？

为使其具备信誉和动力，任何多边联盟可能至少要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巴西、日本以及一些其他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成员在国家优先事项和利益上存在诸多分歧，能够团结一致的却较少。

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对WTO的政治注意力已经转移：事实上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政治注意力转移就一直如此。其原因并不只是该组织的议程和谈判机制落后于时代那样简单。其深层的真实原因是，世贸组织，或更宽泛地来说，多边主义尚未适应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方面所出现的许多重大转变。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当年是美国这样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创造和维持了多边贸易体系。然而，冷战的结束削弱了美国宏伟设计的总体战略理念和美国选民支持该理念的意愿。与此同时，先是欧洲，然后是日本和现在的金砖四国（Brics）开始崛起，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地位形成了挑战或成为对手。

然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上升并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任何国家在近期也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欧盟缺乏必要的政治凝聚力和影响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均专注于国内的紧急事务，都不希望承担真正的国际领导所需要负担的费用和责任。日本也同样保持沉默。

因此，影响力已经分散至不同的权力体中心，没有任何一个权力中心可以强迫其他中心顺从自己的意愿，但是多边进程需要每个国家一致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这就给全球机构的合法性及其决策效率之间制造了尴尬的紧张局势。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成员国现在也摩拳擦掌，阻挠协议的达成而不受任何惩罚。

此外，随着其对自身权利日渐自信，各国政府似乎均对屈从于外部制定的新规则持谨慎态度。这原本是美国的特权。现在这已经是世界性的了。这一点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显而易见，并在多哈谈判上也同样如此。在多哈谈判中，美国和欧盟都不愿意接受世贸组织对其现有农业补贴实施最高限额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发展中国家则不愿意将其关税约束在实施水平。

这些都是很强大的变革趋势。明确的全球领导力缺乏、国家的优先事项的分歧、国际竞争的出现以及在某些地方对全球化反感情绪的增加，日内瓦的贸易外交官不可能通过改变日程和程序予以解决。如果要多边主义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各国首都以及它们中间来寻求补救办法。

这也是结束多哈回合最强有力的论据之一，即使多哈回合的预期结果最多也就是一个低水平的结果。时间拖得越久，各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不去面对使世贸组织饱受困扰的根本问题的诱惑力就越大。只有等它已经结束，我们才会知道这些政府是否会认真面对这些问题。

Guy de Jonquières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前《金融时报》世界贸易专栏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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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6月中旬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中澳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出现了可能。习近平对澳大利亚、孟加拉国、老挝和新西兰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期间中澳两位国家领导人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进行了会晤。

尽管由于中国铝业公司并购英澳力拓矿业公司遭拒等事件，最近中澳两国之间出现了政治紧张局势并引起关注，这两个国家现在均承诺将加强相互关系，至少是两国经济关系。

自2005年以来，中澳两国一直在考虑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关谈判现在即将进入第15轮，该轮谈判于6月底在北京召开。据澳大利亚报纸报道，在访问堪培拉期间，习近平提出自由贸易区符合“两国战略利益”。

受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委托，澳大利亚政策中心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中澳两国均将从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其研究结果还发现，该自由贸易协定也将增加整个世界的贸易额。

研究报告指出，经调整通胀因素，该自由贸易协定会使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80亿美元，使中国增加640亿美元。该研究于2005年出版，集中研究2006年实施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然后通过模式推测了2006-2015年的影响。

陆克文于6月份在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上宣布，他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签署10份新的贸易协定，总价值达88亿美元。这些交易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方面，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矿产。

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在2009年双边贸易额就达到了751.67亿美元。这些贸易额的大部分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然而，根据《商业周刊》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Simon Crean承诺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将不仅仅局限于资源性产品的贸易”。

习近平被认为可能是胡锦涛主席的继任者。与此同时，陆克文正致力于为其工党在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全国大选中获得支持。

如果工党赢得大选，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大规模改革的一部分，该党将很可能对采矿业征收40%的税。由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额中对中国钢铁企业的铁矿石出口就占了一半，在两国领导人此次会晤前，此项征税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引起了关注。

但是，尽管存在征税的可能，中国仍愿意签署以资源为重点的上述贸易协定，这或许有助于减轻澳大利亚国内关于此项征税对外国投资影响的担心。

澳大利亚总理的选举形势肯定将十分困难，而拟议中的征税已经遭致了强烈反对。由于澳大利亚人对陆克文的不满意率高达55%，一些人推测工党可能会要求他在大选前下台，让副总理朱莉娅•吉拉德接替他的位置，与自由党领导人艾伯特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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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0日，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何亚非大使会见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梅林德。梅介绍了中心举办的与中国对话年会情况，双方并就进一步加强合作、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交换了意见。

阅读原文，请访问中国外交部中文网站：http://www.mfa.gov.cn/chn/pds/wjdt/zwbd/t708247.htm

在此背景下，“全球低碳经济技术联盟”应运而生，其目的是汇聚国际低碳技术、人才，大规模孵化、应用、推广低碳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起核心推动作用。

《新华日报》的新华报业网对此作了深度报告，详情请访问下面网站：http://expo.163.com/10/0608/07/68L02N2M00943RJS.html

 
当经济衰退时，世贸组织的成员们对反倾销措施的使用呈上升趋势。而且，似乎挑战额外关税的争端解决案件也呈上升趋势。

三个WTO争端专家小组于5月中旬成立，将审议以下一系列的反倾销措施：欧盟对中国鞋类征收的关税及美国对韩国钢铁和越南冻虾征收的关税。

尽管经过了几个月的磋商，这是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步，但各有关政府未能解决彼此的分歧。因此，5月18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成立了专家组，来审理这些案件（可能被诉诸争端的国家可以在第一次设立专家小组时将其阻止，但在第二次时就不能这样了）。

北京认为，欧盟对中国某些皮鞋征收的反倾销税高达16.5%，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构成歧视，从而违反了WTO规则。

欧盟于2006年征收该关税，声称这样做是必须之举，以保护欧洲制鞋商免受从中国和越南低于成本或 “倾销”进口的损害。2009年12月，布鲁塞尔经过复审，决定将该惩罚性措施再延长15个月。这一决定促使北京于今年2月启动WTO争端程序，要求与欧盟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越南鞋子的平均关税比中国低一些（与中国相比还不算输得太多）；河内批评欧盟延长关税，但迄今为止尚未在世贸组织提出争端诉讼。

中国的案子集中指控欧盟使用了不合适的方法来计算“倾销幅度”和由此导致的关税额度。中国还认为，欧盟没有充分考虑到其国内产业有可能受到除中国商品倾销之外的因素影响，如消费模式改变、对中国鞋类的进口配额取消、需求转移和汇率波动等。

如同对服装和节能灯泡等其它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子一样，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制鞋业在是否支持对中国和越南制造的鞋子征收额外关税上意见存在分歧。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地中海国家大多表示支持，那里的制造商受到了进口竞争的冲击。代表全球品牌的阿迪达斯、Ecco和Timberland的欧洲鞋业联盟则表示，征收额外关税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并损害欧洲企业和消费者。

今年3月，欧洲法院的一个分院裁决那些取消反倾销税的中国鞋类公司败诉，并责令其支付其自己和欧盟的法律费用。

并不只是中国对欧盟的反倾销税不满。不满情绪是双向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本月初欧盟将中国对欧碳钢螺丝、螺母、螺栓等紧固件产品的临时反倾销措施诉诸世贸组织。税收涉及欧盟每年约1.4亿欧元的出口。欧盟的磋商请求认为，中方的计算方法有缺陷，程序也有不足之处。去年，中国就欧盟对中国钢铁紧固件的反倾销税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该案件现正在审理过程中。

‘归零’做法再次受到攻击

作为美国长期计算倾销幅度及由此导致征税的一种颇有争议的方法，“归零”是5月18日的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成立的两个专家小组审理的问题。该术语指美国商务部官员在计算倾销幅度时的一种做法，即不将各种情况加以平均并做整体比较，而不反映（“零除”，zero out）出口产品在其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在美国价格的情况。批评人士认为，这不公平地夸大了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或凭空增加了毫无虚有的倾销幅度。 WTO争端小组和上诉机构一再裁定归零做法与多边贸易规则不一致。

反倾销让美国的许多贸易伙伴深为恼怒，在美国国会也是极其敏感的问题，许多国会议员将其视为不公平贸易的重要保护手段。事实上，反倾销已成为多哈回合规则谈判的一个主要难点，美国在几乎毫无支持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谈判来制定明确的规则，允许归零做法。

越南的案子（WT/DS404/1）挑战了华盛顿对越部分冷冻虾征收反倾销税的好几个方面，包括美国使用归零。此案是越南自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一样，越南被迫同意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几年被视作“非市场经济”；这使得这两个国家更容易成为反倾销措施的目标。

韩国的案子（WT/DS402/1）完全是针对美国在对部分韩国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使用归零作法。

从理论上讲，如果提出上诉，世贸组织争端的审理可能长达一年半。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案例是‘庭外’解决的，而其他一些案子则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审理。

此类案件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吗？

当被问及此类争端是否代表了一个新的趋势，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and Case）的日内瓦律师Jasper Wauters解释说，贸易救济案件一直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案件总数的一半。

Wauters先生曾在世贸组织秘书处法律司工作，认为中国提出的争端案件和有关归零的争端案件有所不同。

他表示，归零案件并不是新案件，而且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华盛顿倾向于在逐案基础上维护其涉及归零的反倾销措施，并一再声称，除非世贸组织的裁决要求对其反倾销法令做出修改，否则其国内的法律框架阻止其做相关修改。

他对《桥》刊表示，新的现象是中国愿意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反对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竞争者的贸易救济裁定（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裁定）。Wauters 表示：“这明显是中国决定要进行反击。”

欧盟与美国就归零问题发生冲突

归零也是上周世贸组织解决的另外一个分歧的中心问题：关于欧盟对美国使用归零可报复制裁金额的仲裁。

该仲裁于5月20开始审理，标志着WTO历史上首次将有关报复措施的仲裁向公众开放。在过去，一些争端解决小组和上诉机构的听证会对外开放，但仲裁从来没有过。

仲裁是美国和欧盟关于归零问题长期争端的最后阶段。欧盟估计，该做法造成其每年达3亿多美元的损失，对仲裁员提议可进行两种可能的制裁，以弥补这些损失。美国律师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金额“不应超过287万美元”，并且欧盟提出的报复制裁“严重超过此案中无效或损害的程度。”

欧盟引用以往世贸组织对归零的裁决，强调美国是负有责任的。一位欧盟律师向仲裁员表示：“欧美双方今天不会以平等情形出现在你面前”。“是美国已被发现有不下32个被世贸组织裁决不一致的措施……是美国公开表示它将不遵守有关裁决……。”

路透社指出，对美国而言仲裁是令人尴尬的：美国不得不承认它没有遵守世贸组织的裁决，并仍在使用归零，这与奥巴马政府口头强调将实施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并不一致。

一些并未牵扯进欧盟和美国争端的其它世贸组织成员饶有兴趣地跟踪了仲裁程序。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对美国进行了类似案件的上诉，对他们而言该程序的结果十分重大，因为美国必须承认它仍然使用非法的归零方法。

仲裁裁决一般需时60天才能做出，但在这一案件中，仲裁员何时做出决定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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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一位总统曾经说过，承认事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关于气候变化的事实根据。现在不仅是做出结论的时候，而且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作 者 ： Jorma Korhonen
 
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它不仅威胁着我们的环境，而且破坏发展，并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其中穷人首当其冲。
 
为了不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原则，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我们不能让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工业前水平的2度以上。这意味着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必须在2015年转而下降。
气候变化谈判是否成功将根据这一背景来进行审核。但是，没有任何人或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应为大气中绝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堆积负责。然而，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近也开始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经合组织成员。这表明了世界上

所有国家按照共同商定的准则来齐心协力地采取气候行动的重要性。

该问题的恶化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制止，否则会一损俱损。我深信，我们都认识到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贸易政策和气候变化

贸易和气候谈判是紧密相联的。各国政府必须确保多哈发展议程也有助于在气候领域的全面努力。协调一致的行动应从自身做起。

一个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让全体成员受益，但对弱小国家更为重要。在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并应对其挑战、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增进福祉方面，贸易政策均可发挥重要作用。总之，贸易政策可以用来为全体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但是，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生产增长和产品交换会导致更高的能耗。另一方面，开放贸易的方式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国民财富，从而改善我们投资和开发绿色技术的能力。

在气候谈判中，有两个议题与贸易政策相关。一是技术转让，另一个是不断增加的保护主义风险。

我认为，削弱知识产权并不是环保产品技术转移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会严重阻碍对新技术的投资。相反，通过开放环境和气候友好型产品的贸易，技术转让就能成行。货物流通中的障碍越少，技术扩散就则更为快捷和便宜，清洁技术也可以更快的速度获得开发。开放环境产品贸易将有助于所有国家实现较低的排放水平。

我深信，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核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将需要一个令人信服但十分艰苦的谈判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是可以完成的。

贸易和气候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气候政策从根本上影响贸易。它可能妨碍某些行业的增长，却促进其它部门的发展。气候政策肯定会影响各种能源的价格，并且会导致碳泄漏问题，即从排放受到严格制裁的国家转移到政策宽松的国家。

然而，芬兰认为，我们不应对那些没有履行欧盟设定的气候目标的国家设置贸易壁垒。相反，我们坚决反对诉诸保护主义措施，因为它们最终将使经济系统的运作变得复杂。我们这些欧洲国家仍可以对那些竞争力处于危险之中的行业提供排放资助津贴。该津贴将有时间限制，因此这些行业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序，以确保其未来的经营能力。

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商业机会，可持续其实是很多公司的主要业务驱动力。然而，在2013年后，对未来气候制度的不确定性阻碍和拖延投资。私人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确保清洁技术的投资是最被各方所看好的。
公司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是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碳市场并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的原因。我坚信，这样一种价格将是促进发展和新技术转让的最有效的推动力。

我们也需要在标识和认证方面开展工作，其目标是促进在贸易便利化和实现气候目标上获得成果。我们尤其必须避免标准成为新的贸易和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障碍。

气候变化协议必须改变能源的使用方法

我们在谈及能源安全时，肯定会谈及气候变化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就毫无安全可言。

最为紧迫的挑战是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确保地球上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经济福祉。我们欧洲迫切需要供应安全，而外部供应商和企业也寻求需求安全，因此我们需要与能源生产国家达成协议，其中要就能源相互依赖制定新一代的规定。

我们共同的目标应是改变能源政策，使其转变为一种积极的相互依赖，而不是竞争性的相互依赖。这就要求制定强有力的规定和稳定的机制。

作为芬兰人，我必须强调森林在气候变化机制中的作用。芬兰的林业属能源密集型，因此在人均能源消费方面也一直名列其矛。但另一方面，芬兰虽然只有五百万居民，它生产的纸张可以供应一亿人。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是实现我们循环使用能源目标并让我们的森林工业继续生存的关键。与其他森林国家一样，我们需要国际上承认森是能够以可持续方式利用的，并不会破坏其碳储备的作用。

哥本哈根的机遇已经丧失。然而，我感到，尽管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如果要取得成功的话，我们仍需改变蜗牛一样的前进速度，快马加鞭。IPCC已经承认，它可能在冰川融化的预测方面夸大其辞，但这并不成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事实上，冰川肯定将融化，就其具体时间表展开辩论是毫无意义的。

今年12月份，在墨西哥城达成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是必须的。

JORMA KORHONEN是芬兰外交部对外经济关系司的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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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盘点会议并未显示出多哈谈判走出目前僵局的迹象，而该谈判的目标正成为最新的焦点问题。
 
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总结三月盘点会议时表示，成员“未能取得我们所期望的进展”。今年结束谈判的目标已悄悄地被置之不理，而且没有设定新的截止日期。即使如此，世贸组织总干事仍强调，所有国家仍然保持“对谈判授权和成功结束谈判的坚定承诺。”

他还指出，盘点会议已表明，“成员承诺将从现在开始，在各谈判议题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一个整体方案。”这种形式的谈判有可能以小型的非正式高官会议进行，就象最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那样。虽然有人辨称这种类型的会议是必要的，但由于性质上排他且不透明性，往往被人投以猜疑的目光。

据拉米先生表示，成员普遍达成共识，今后的谈判应该“根据主席案文，在现有谈判成果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然而，这个普遍共识并不包括美国。美国最近几个月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关键信息：除非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目前主席案文水平上提高市场准入承诺，否则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正如为会议准备的进度报告非常明确地表明，自2008年7月上一次为取得突破而极力推动谈判失败之后，多哈谈判已经基本上停滞不前。很多代表沮丧地表示，没有任何内容值得盘点。

在世贸组织空旷的大厅里明显缺乏紧迫感。农业谈判将只在5月的第三周进行，更多的讨论内容是减让表承诺的技术问题，同时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实质性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在盘点会议之前，这种磋商未能改变成员立场，现在也并无迹象表明前景会比此更乐观。

谈判再次面临可能陷入僵局的窘境，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些成员认为，应通过重新调整谈判，集中讨论以发展为导向、可以在短期内达成的小规模方案，以便走出僵局，这样可建立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任和信心，并创造更有利的气氛，在时机成熟时来解决主要的问题。但是，“早期收获”的方法并未获得盘点会议官员们的支持。

凯恩斯集团警告，需要定高农业谈判的目标水平

由19个农产品出口大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的贸易部长们在4月份结束其年会时宣布：“结束多哈发展议程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当务之急。”
 
凯恩斯的最后公报指出：“多哈谈判对农业进行必要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包括到2013年之前消除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大幅削减国内支持以及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在这些问题的雄心水平上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发展是此轮谈判的中心，谈判结果应准确地反映这一发展授权。”

凯恩斯部长们还表示，他们仍“决心按照既定模式，达成一项有雄心、平衡的农业谈判结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上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多哈回合能尽早结束。”

试探谈判的深浅

虽然未正式宣布，3月盘点之后，在日内瓦每月一次的高官会被中止。但是，总干事拉米强调表示：“在具体的谈判领域和水平基础上，不同组合的小范围会议和双边接触仍是必要和必需的。”

4月下旬，此类会议曾在巴黎召开。根据相关报道，来自巴西、中国、欧盟、印度和美国的驻世贸组织大使和高官们在推动陷入僵局的谈判上束手无策。此次五方会谈的实质内容鲜有披露，唯一的消息是巴西、中国和印度对通过如此小范围地讨论立场分歧表示关注。美国新任驻世贸组织大使Michael Punke召集了此次巴黎会议。

据《华盛顿贸易日报》报道，欧盟将于5月19日召集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除了巴黎5方外，参会者将包括来自所有的主要谈判联盟的高官，这包括农业谈判小组G20）、G33和G10，非农的NAMA-11、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棉花 4国和非加太集团。

“二十国集团”：应设定更高的雄心目标水平，以便达成协议

5月下旬将召开经合组织理事会，6月第一周将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 最重要的是6月22日至28日将召开 “二十国集团”主要经济体首脑会议，在政治层面而言，这些会议期间将是下一步解决多哈回合谈判的机会。

在这些会议即将来临之际，来自加拿大、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致函其他“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探讨该应侧重于哪些议题。三页信函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全球金融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只有区区105个字（注：英文是61个字，翻译成中文后肯定多，所以最后要以中文字数为准）：

“关于多哈，我们需要确定我们是否能够设定更高的雄心水平，以便达成协议。自去年夏天以来，一些国家之间已经直接进行了相互接触，来推动这一目标。为了达成谈判结果，我们必须给予我们谈判官员们政治上的推进力，这也应反映在我们国家的行动当中。”

这五个国家领导人还强调，需要“通过各国减少贸易障碍以及双边和区域谈判，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欧盟贸易委员Karel de Gucht建议应重新界定多哈回合的目标。他认为有两个选择：要么各国为谈判设立“新的、有雄心的目标”，例如对气候友好型产品取消关税，要么转移重点，争取达成一个“低雄心的多哈结果”（Doha light）。de Gucht先生对此解释说，后者基本上意味着减少农产品市场的开放。

然而，总干事拉米警告说，在此阶段改变目标会适得其反。他表示，寻找新的平衡不仅“极为复杂”，而且“在政治上对需要公平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难以接受。”斗志旺盛的拉米坚持认为，今年结束谈判仍是“完全可行的”，但他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内政治。 “那就是个问号了。”

一名印度的谈判代表更为悲观，他表示：“解决多哈回合的可能性是零。如果今年不能谈成，我不认为在2014年之前谈判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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