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的案件直指标准化过程中“潜底或隐藏”专利对竞争产生的影响，并诉诸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虽然最近国际标准化机构已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但仍有很多国家目前在这一领域面临困境。2005年中国请求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调查并解决专利与标准之间的交错问题，包括专利和其它知识产权是否会构成技术性贸易壁垒。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也呼吁对这一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对软件的专利、版权保护与标准之间关联的分析上，该文章试从标准制定、生产和贸易提供三个角度提供更清晰的视角，谈及了专利与技术标准之争议缘由，并从中国的案例对专利、标准和贸易表示了忧虑，最后提出若干政策选项供参考。

 
国际标准制定

 
WTO鼓励成员使用自愿性国际标准作为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基础，并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参加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对于一套给定标准制定机构制定的技术规范，会有多种技术适用，而很多存在标准的领域往往是专利密集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信息和通讯技术、电子产品等。。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所有私营参与方都会自然而然地在新标准中尽可能多地纳入他们控制或使用的技术或操作。

 
制造

 
在生产过程中专利与标准之间的问题包括繁琐的专利使用许可程序、法律的不确定性、专利使用费过高或具攻击性以致很多情况下几乎等同于拒绝交易、以及差别定价。当标准由为数不多的具有高度市场控制能力的生产商占有，成了封闭（或受控制的）标准时，相关技术的专利所有人就可能区别对待被许可人，采取攻击性收费或区别收费。这会影响成本分配和价格并能最终决定销售业绩和能否取得商业成功，从而会干扰商业计划和生产。

 
为了取得专利使用费，很多公司专门从事研发与现有或未来标准相吻合的可以获得专利的发明。这种行为使“专利丛林”（即密集专利活动的领域）现象雪上加霜，并加重了专利与标准的交错。当存在诸多专利所有人，要使用某种资源必须得到每个专利所有人的许可时，就会出现“反公共地悲剧”（即无法使用公共物品）。知识产权之泛滥很有可能造成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创新受到遏制、生产过程减慢。

 
国际贸易

 
根据WTO的研究，“标准化程度趋高的技术部门往往是专利密集和出口密集的”。这一方面暗示了标准化和专利之间的高度关联，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标准对制造和国际贸易的下游控制。有能力制定国家或国际标准的厂商就可以在新标准中纳入他们的方法、操作和技术，从而实现较低的交易和生产成本，加大对谁生产、谁贸易的控制。因此无论是谁，只要可以设立标准就能获取通往国际市场的便利。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达到国际标准本身已经相当困难，而为获取标准所需相关技术的使用权而必须履行的复杂而繁琐的许可程序则使他们更难参与国际贸易。在这种环境下，标准制定过程的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竞争，所有公司都在为争取未来标准的领导地位而欺诈。专利只是为获取这种不公平的优势而被滥用的工具之一。

 
中国案例

 
DVD机的案例表明标准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谁可以生产、谁可以贸易并最终谁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根据《中国日报》的报导，中国DVD机制造商为包括这种技术在内的各种标准所付的版税占生产成本的20％到50％。某些型号DVD机的版税甚至高达50％。这些花费对中国生产商的最大化利润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着手实施平行战略。该战略包括以低成本的本国技术或经改良适应本国实际情况的技术为基础制定国内标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国被迫制定自有标准完全是因为发达国家过分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包括使用知识产权），中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从防守转为攻击。我们需要使用专利体系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只有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才能克服发达国家设立的技术壁垒。”这项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创新社会”。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市场，有助于实现这种宏伟目标。

 
中国的第二个战略体现在向WTO的TBT委员会提交的两份交流文件中。这些文件阐明了标准与专利问题的实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该领域的主要国际参与者以及当专利和标准存在交错时必须找到一个均衡点。中国已经建议成员利用每三年一次对TBT协定的审议制定恰当的方法和政策促进国际标准的发展和执行，同时也是为了TBT协定本身得以有效实施。

 
最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业界以及主要的标准制定组织需重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标准社会，并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本文由张蔚蔚翻译，管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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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eneral, see technology transfer as part of the bargain in which they agreed to strengthen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The TRIPS Agreement includes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visions in this regard. Most notably, Article 66.2 requires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to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ir territor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nd encourag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LDCs in order to enable them to create a sound and viable technological.

In this policy brief, Suerie Moon (Harvard University) examines, based on country self-reports to the TRIPS Council from 1999-2007, whether the Article 66.2 obligation led developed countries to increase incentives to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ir territor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nd encourag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WTO LDC Members.

Her study underlines that the lack of definitional clarity regarding the term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veloped country” [1]in these reports makes it unclear which countries are obligated to do what. Furthermore, it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never submitted a report, and among countries that did, submissions have largely been irregular.  In addition, a majority of the programmes and policies reported do not specifically target LDCs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programmes for LDCs do not actually target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author highlights that country reports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ly detailed data to determine whether Article 66.2 led to any additional incentives beyond business-as-usual foreign aid.

The poliy brief includes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reporting system under Article 66.2   The author suggests, for example, the use of a uniform reporting format that will be comparable across countries and time periods. She also proposes developing a “toolkit” for assessing best practices in both the reporting and functioning of incentives.

As the policy brief ultimately shows, significant work remains to b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ensure a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66.2.

In 2007, the WIPO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45 recommendations with a view to integrating this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A number of these recommendations deal with the public domain, as they call, for inst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and for support to norm-setting processes that promote a robust public domain. They also invite WIPO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on how to further facilitate access to knowled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foste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With a view towards operationalizing these recommendations, Dr. Uma Suthersanen (School of Law,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has prepared this Policy Brief for ICTSD’s Programme on IP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titled: A2K and the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Time to List the Public Domain.

In this brief, Dr. Suthersanen argues that the WIPO Development Agenda is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but also for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lace the no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at the centr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bate.

She underlines that access to the public domai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existing body within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but should be extended to an international list of “public domain” materials. She further highlights that countries, particularl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LDCs, should be able to rely on an international and mature listing of public domain material in order to boost their local innovation, as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depend, to a very large extent, on viable access to existing public domain sourc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Dr. Suthersanen proposes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register for “public domain matter”. Selection criteria for public domain material in this register could benefit from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UNESCO in listing world heritage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landmark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

概述

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这同时也引起了对环境货物和服务（以下简称EGS）的贸易机会进行评估的兴趣。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进一步促进了为全球环境工业的整体发展，目前全球环境工业产值估计超过6500亿美元。EGS贸易估计是该产值的十分之一。

在理论上，EGS贸易自由化也许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沿着更为环保和可持续的线路发展其经济。EGS产业以可为贸易伙伴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持续增长，无论这些贸易伙伴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但需要存在允许环境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条件，而且也需要对这些货物和服务有所需求的实在的国内消费市场。本文表明，虽然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环境问题，但EGS贸易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因此，并非所有的环境热点问题都能通过环境货物贸易（简称EGs）来解决。缺乏贸易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实在的市场。

本文分析WTO文件JOB(07) 54 (WTO 2007a)中所列EGs清单的贸易流量。在WTO所列“153”个清单中，仅有两个类别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它们分别是“更清洁和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和产品”和“环境监控、设备的分析和评估设备”。其原因是，这些产品项下贸易量极少，而且世行的“世界综合贸易解答”（WITS）对15个国家都没有这些产品贸易量的报道，而WITS是本文分析的基础。由于这些产品的经营方的抽样样本太少，因此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回归分析。本文表明，发展中国家所进口的这些153种货物并未进入到最为需要的地区。例如，环境问题在非洲已到了危急关头，然而非洲国家EGs的进口却微乎其微。这解释了一个事实情况，即由支付能力支撑的有效市场仅仅存在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环境货物的进口增长很快。此外，技术援助和有条件的援助项目似乎也流入到这些相对具有购买力的国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环境货物进口的差异也表明，需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尤其是对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双边和多边捐助国的援助一直集中在收入相对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巴西和墨西哥。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环境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改变进行自由化的环境货物的范围来解决，环境问题和环境清单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划成等号。同一海关编码（HS）下的任何特定产品往往具有双重和多重用途，这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和EGS清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比如，尽管环境商业国际公司（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估计EGS的市场总值超过6500亿美元，它同时也指出，实际贸易值大约只有其15%。WTO的“153”个清单中的环境货物贸易值大约为4300亿美元。这表明WTO的“153”个清单中有几个多重用途的产品。这些产品的贸易值是如此的高，这也表明有必要进一步限制环境货物的范围。

限制环境货物范围的一个方法是一开始只对具有环境最终用途的产品实行自由化。本文表明，如果环境绩效指标被用作环境最终用途的指标，环境货物将只限于WTO“153”个清单中的少数几类产品。这些类别包括环保友好型产品（EPPs）、自然风险产品、可再生能源、废弃物管理、清洁以及污水和可直接饮用水产品。此清单也将涵盖对关税特别敏感的产品类别。

在解释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一类环境货物，即热和能源管理产品时，关税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贸易也对关税下降5%时很敏感。有可能在这两个类别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因此，在首轮自由化时，环境货物的初始名单可进一步缩减到只包括这些分类别的产品。然而，应注意到的是，即使在这些关税发挥作用的类别项下，关税的弹性系数是很低的：在这些类别项下，关税每下降1%，贸易只增长0.15%。

对其它两个类别，即环境友好型产品和天然资源基础型产品而言，关税的反应是相反的：关税越高，贸易额越高。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产品的贸易是与收入而非关税直接挂钩。因此，尽管关税提高，由于收入增长，这些类别下的贸易反而增加。

经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类别的环境货物贸易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度敏感。空气污染设备、环境友好型产品和防止自然风险产品的贸易额均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随着GDP的增长，环境绩效指标（EPI）的调查表明，空气污染也在增加。防治空气污染的法律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实施，因此GDP增长的同时，空气污染类别下产品的贸易也增长。随着GDP增长，减缓自然灾害也成为首要问题，因此此类别项下的环境货物的贸易也会增长。如前所述，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随着收入的增加，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偏好也在上升。

固体和有害废物处理产品、清洁和整治产品、可再性能源产品、自然资源基础型产品的贸易则与GDP呈明显的反向关联作用。在GDP明显导致废物增加的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积极开发其自己的废物处理设备。这些类别的设备进口一般处于较低水平，只有几个东南亚国家除外。例如，印度主要依赖本土产太阳能和风能涡轮机，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GDP的增加使其有资源来建立自己的成套设备，其中往往有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对环境货物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可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绩效。对三类环境货物而言，相关环境绩效指标和贸易之间的关联作用是显著的，达到1%的水平。这三类环境货物是：1）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产品；2）可再生能源产品；3）热和能源管理货物。这些产品大约占“153”个清单中的40个税目。如此高的关联作用表明，这些类别的货物可能被用于环境最终用途。

部分环境货物与FDI之间也显示了强劲的关联作用。随着FDI增长，空气污染控制、固体和有害废弃物管理与可循环系统、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自然资源风险管理、噪音和振动减缓设备等涵盖在WTO清单下的产品的贸易也随之增加。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具有双重用途，这一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关联作用如此之高。另一种解释为，高水平的FDI往往伴有更好的环境作法，这会促进大范围的环境货物的进口。更进一步的理由可能是，环境服务的配送会促进这些环境货物的进口，尤其在服务类别项下。然而，由于使用的变量是整个FDI，而非具体环境货物类别项下的FDI，所以最可能的解释是第一种。反向思考的结果在环境友好型产品一类中可见一斑，FDI值越低，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贸易越增加。此结果的原因是，主要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出口方是低收入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尚未吸引大量的FDI。

最直接、最显著的正向关联作用被发现与技术援助项目相关。环境货物的十个类别中有八个类别的关联作用是强劲和正向的，分别是：1）固体和有害废弃物管理和可循环系统；2）热和能源管理；3）污水管理和可直接饮用水的处理；4）自然风险管理；5）自然资源保护；6）噪音和振动减缓；7)空气污染控制和8）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弹性系数非常高（远大于1），表明技术援助项目在环境货物贸易的解释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项目的材料表明，有条件的援助在解释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货物贸易可能有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很少有项目，这解释了为什么低收入的非洲国家缺乏相关环境货物的贸易。如要增加与非洲的环境货物贸易，就需要开发这些项目。

对影响环境货物的因素的分析表明，虽然降低关税可能会增加进口，但其它几个因素也许会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贸易背景下，提高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支持性政策也有可能增加环境货物的贸易。然而，如果将环境货物置于自由化的快速轨道上，无论在环境还是在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会从中受益尚不清楚。

然而，就“153”清单下的一些货物类别，动态比较优势似乎在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至少在中长期内具有这种动态比较优势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关税自由化中受益。然而，在发达国家已实施低关税时，发展中国家也许会发现，集中注意于非关税壁垒可能会让其更为受益。随着其比较优势不断增加，审查非关税可能在其出口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将符合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只有少许几个发展中国家名列前十名环境货物进出口商，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可参与“出要价”方法，以确保其获得贸易收益。通过此方法，虽然收益可能要进行多边化，自由化的代价则只由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而这些国家恰恰也是将通过自由化获益最多的国家。

环境货物（EG）贸易和环境服务（ES）贸易之间的关联一直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为了分析这种联系对谈判目的是否重要，需要在环境货物和环境服务上单独寻求自由化。上述关联的存在与否不应成为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减缓自由化的借口。
环境服务的自由化，尤其是公用事业环境服务的自由化需要进一步评估。私有化的经验也掺杂其中。在许多情况下，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未因私有化而改善，反而加剧了社会排斥。最近几十年，国家作为调控者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如何发展有效的管理者的职能，而且通过这些职能来决定最为合适的服务提供水平等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这些警示并不表明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应该受到限制，而只是想说明，除非在管理和社区参与结构方面的辅助性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否则自由化将不会产生预想的收益。在吸纳和传播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时，这些辅助性基础设施将同等重要。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环境服务领域是外包环境咨询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被认真研究。但此项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结论

先前的分析表明，153清单项下的环境货物产品进口未不一定最终被用于最为需要的地方。比如，非洲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其环境货物的进口却微乎其微。其原因是，由偿付能力支撑的有效市场仅仅存在于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的环境货物进口激增。此外，技术援助或带条件的援助项目也似乎只针对这些相对有购买力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环境货物进口方面的差距也表明，这些国家也需要技术援助项目，特别是非洲国家。这方面的双边和多边援助尤其集中在象中国这样的相对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通过改变环境货物自由化的范围来解决环境问题，其作用是有限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货物清单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划等号。由于海关编码（HS）下的任何特定产品均可能具有双重和多重用途，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货物清单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环境绩效指标。环境绩效指标低的国家极少参与环境货物贸易。这样的贸易被环境绩效指标得分中等或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所控制。

在WTO所讨论的清单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因此对WTO成员而言，首先正式确凿清晰的环境货物和环境服务的定义也许是关键的。然而，由于对定义无法达成一致，目前WTO所讨论的清单可能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WTO“153”清单下的产品贸易趋势以及“能源与生物多样性促进会”（EBI）就环境货物和服务市场的所做的调查，总体上显示出了不同的模式。虽然发展中国家在“153”环境货物清单下所占的贸易份额超过了30%，但在EBI的环境货物和服务清单中的份额却不到10%。因此，使用WTO“153”清单作为环境货物谈判的开端，这将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因为其他产品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环境收益。有趣的是，EBI所估计的环境货物和服务市场价值超过了6500亿美元，而WTO“153”清单下环境货物的贸易额约为4300亿美元。这表明“153”清单中存在具有多重用途产品，EBI也指出6500亿美元中仅有15%进行了贸易交易。因此，所交易货物的高额价值也间接表明需要进一步限制环境货物和服务的范围。

限制环境货物和服务范围的一种方式是，一开始只对那些具有环境最终用途的货物实行自由化。先前有关环境绩效指标的回归分析意味着将贸易限制在WTO“153”产品清单下的六个类别的环境货物。这些类别包括环境友好型产品、自然资源风险管理、可再生能源、热和能源管理、废水管理和可直接饮用水处理以及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这一清单也包括了那些对关税特别敏感的产品，即可再生能源以及热和能源管理产品。

对影响环境货物进口的因素所做分析表明，低关税可增加进口，其他因素也可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在贸易背景下，提高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支持性政策也有可能增加环境货物的贸易。然而，如果将环境货物置于自由化的快速轨道上，无论在环境还是在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一定会从中受益尚不清楚。就“153”清单下的一些货物类别，动态比较优势似乎在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至少在中长期内具有这种动态比较优势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关税自由化中受益。然而，在发达国家已实施低关税时，发展中国家也许会发现，集中注意于非关税壁垒可能会让其更为受益。随着其比较优势不断增加，审查非关税可能在其出口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将符合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只有少许几个发展中国家名列前十名环境货物进出口商，这一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可参与“出要价”方法，以确保其获得贸易收益。通过此方法，虽然收益可能要进行多边化，自由化的代价则只由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而这些国家恰恰也是将通过自由化获益最多的国家。

有若干因素或许会给那些寻求在环境货物行业进行谈判的WTO成员带来挑战。许多挑战事关这些产业本身的性质（比如，更为成熟的行业是公共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等行业）。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保护总体上正在被取消，发达国家的环境货物出口仍极大地依赖于有条件的援助项目和技术援助。因此，除了关税以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和技术援助项目等其他因素也应受到鼓励，以促进环境货物的贸易。对不能有效参与环境货物市场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适用。

环境货物（EG）贸易和环境服务（ES）贸易之间的关联一直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为了分析这种联系对谈判目的是否重要，需要在环境货物和环境服务上单独寻求自由化。上述关联的存在与否不应成为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减缓自由化的借口。
环境服务的自由化，尤其是公用事业环境服务的自由化需要进一步评估。私有化的经验也掺杂其中。在许多情况下，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未因私有化而改善，反而加剧了社会排斥。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融合政策的顺利融入依靠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公共或私营部门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最为重要。第二，为了确保对市政设施的适当准入，无论这些市政设施是公有还是私营的，被社会所排斥的群体应能够获得受法律支持的咨询和信息。

作为管理者，国家的作用在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变化。在技术上，国家应该发挥促成和管理的作用，而非直接的服务提供商的作用。在如何发展有效的管理者的职能，而且通过这些职能来决定最为合适的服务提供水平等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联合了各种不同利益的联盟，尤其是当地社区，需要得到公共政策和公共部门的支持，尤其是在环境服务的提供方面。如何调解这些利益，将最终会影响环境卫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融合政策顺利实施的程度。

这些警示并不表明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应该受到限制，而只是想说明，除非在管理和社区参与结构方面的辅助性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否则自由化将不会产生预想的收益。在吸纳和传播有利于环境的技术时，这些辅助性基础设施将同等重要。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环境服务领域是外包环境咨询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被认真研究。但此项研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ICTSD中国项目部助理 管仅翻译）

The article in English

全球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付诸的努力要求从根本上对我们的经济体和能源使用方式进行改革。现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谈判旨在为今后的政策改革寻求基础，要求各个国家、企业界和市民社会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未来的技术创新及相应管理框架的创新将是成功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随着哥本哈根会议（2009年12月）之前的各项谈判日渐加速，与贸易相关的议题已成为各方讨论和协商的主要内容。很多人相信，设计一套有效的气候变化制度，必须动用贸易政策工具。那么哪些贸易政策工具是最优选择？这些工具是否需要被纳入全球气候变化制度中？如果需要，怎么做最好？这些都是相关的政策集团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各政策集团还需要考虑，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法让贸易政策和现有的体制被用来支持人们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所付出的努力。另外，未来气候变化制度中的某些议题将对贸易产生直接影响，因此需要我们的深入理解和事前充分准备。为帮助应对这一挑战，本报告对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政策联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气候变化和贸易相关的新老问题作出了探讨。

本报告首先关注竞争力问题。竞争力问题是现阶段气候变化和贸易谈判的核心。有些国家担心，如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承诺，将使其各个行业（至少是能源和碳密集行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针对这个说法，本报告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个角度作了分析。随后，报告还提及了各国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回应，例如对进口产品征取“碳税”或起草国际行业间协议。

报告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贸易中的“隐含碳”（‘embodied’ carbon）概念。“隐含碳”指的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碳排放清单上，这记入生产国的排放，而非消费国的排放。报告随后讨论了“碳标签”，这是一个处于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概念和做法，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在贸易周期中的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出了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重点介绍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历，碳标签和其他所谓的“非关税壁垒”一直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

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的迅速推广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关键。报告的第三部分讨论了这一领域的贸易相关问题：第一，是否有可能在目前的WTO多哈回合中，降低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第二，在促进技术转移方面，贸易和贸易规则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里，报告集中讨论了低碳和减排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目前在谈判中已被“政治化”。

报告的第四部分简要讨论了能源和贸易问题，在气候变化议题下，两者本身具有交叉性。

报告的第五部分聚焦贸易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这部分包括对生物然料争议主要问题的简要总结。这个棘手的问题还须进一步探究。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气候政策制定者一向不关心贸易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货物的物理运输，即通过水路、陆路和航运把货物运输到世界各地。报告的第六部分概述了这一领域目前的各项讨论，以及这些讨论对贸易与缓解气候变化存在的潜在间接影响。

最后，报告的第七部分对气候变化适应和贸易之间的联系作了“探索性总结”。还需作更多的工作，才能阐明并探索出这一领域内政策干预的潜在需求。

1. 竞争力：在一个碳排放受限制的世界里

国际竞争力和贸易一直是气候变化多边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直到最近这项讨论才趋于公开并蒙上了政治色彩。碳密集产业的重新选址，碳泄露，边境碳壁垒，贸易消费品的隐含碳，以及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运输的影响等问题已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专家们面对的新话题。

显然，缓解气候变化需要付出代价。这代价具体是什么，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如何在各国、各部门之间分摊，情况并不明朗。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自然是代价的国际分摊。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例如，供应链已经跨越了国家界限。

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角度看“碳泄露”和竞争力问题

将承担严格减排义务的国家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其能源和碳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如此，争论的焦点却主要集中在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目前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行业重新选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上。另外，在生产工艺水平低下的国家，行业重新选址可能会导致同等数量产品的生产，带来更高的总体碳排放量。这就是环境角度的碳泄露：相同产量下的更高污染。

尽管情况尚未明朗，这些问题已经变得高度政治化。有人怀疑，严重的碳泄露正在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大部分的高能耗钢铁和水泥产品仍在其国内生产。有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能够促进生产效率，降低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边境调节税是否正当？

在碳排放受限制的经济体，企业已经作出了反应，它们越来越多地转向钢铁等领域内的特定高价值产品，但是这些企业同时要求制定法律，通过与碳排放有关的“竞争力条款”，对进口产品强制征收“碳补偿津贴”或边境调节税。

美国的立法草案包含有针对中国及其他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的“碳壁垒”条款。在欧洲，边境措施（至少目前）并不在气候和能源立法的草案中。但是，边境措施一直是争议的内容之一。欧洲议会呼吁对 “搭便车”的国家（主要指美国）采取边境措施已有很多年了。

此类边境措施具有高度的争议性，因为它们不利于寻求一个“兼容并蓄”的解决方法。在世贸组织中，边境措施是否合法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行业间协议起何作用？

目前，全球的行业间协议再度引起人们关注，因为此类协议可能有助于解决某些全球竞争力事宜。这些行业间的协议涵盖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比重高的行业，例如钢铁、铝、纸类产品、水泥和农药等。日本在G8中提出一项举措，建议为八国的能源密集型行业设定一个共同的技术指标，履行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发展中国家是否作出这种承诺则是自愿性质的。

但是，行业间的协议并不是一个一刀切的解决办法。发展中国家已经警惕地提出，这可能会带来新的标准和义务，从而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出口。

的确，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示，所有有可能影响其发展前景的竞争力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共约》下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 贸易中的“隐含”碳：从政治到碳标签和新的碳排放清单

现在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大气层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特定种类气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活动素来不考虑到大气层的使用或者对大气层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政策能够有效缓解气候变化，那么此类成本的内部化是必须的。在此情况下，评估和解决国际贸易货物的相关碳排放量成为了一个需重点关注的问题。的确，确定各国减排行为的责任绝非易事，是否只从生产源头计算碳排放量，还是把一个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生产、运输、消费、废弃等——所释放的温室气体皆计算在内？如果是后者，那么在这种国际大生产和贸易网络流通极其复杂的今天，温室气体排放的归属问题又该如何？

近来，一些研究显示，中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于出口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产品往往出口到不再从事相关产品制造的发达国家。

在此特例中，消费国被指控“洗碳”——将高污染的行业外包给生产国来发展本国经济。评论家强调消费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首先采取有力措施的必要性，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排放二氧化碳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更是他们为其进口商品中的“隐含”碳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所应承担的责任。事实上，一些生产和出口国已经表示要重新确定减排责任，因为他们的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紧密相连。

碳计算和碳标签

碳排放清单针对各个国家，并由其自主实施。也许有一天，每一件贸易产品都有自己独有的碳护照，允许碳排放责任的跨境转移。然而，从碳排放角度对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步分析已经表明，这个过程有多复杂和成本有多高。

一些早期的碳标签体系是以私人部门的产品周期分析为基础的，只涵盖了少量产品，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之上，因为农产品的加工过程比工业品简单，便于分析。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已开始使用碳足迹来确认在他们的供应链中的碳集中排放区域，并针对这些区域采取减排措施。

自愿性碳标签体系在未来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大，让消费者自身选择减少自己的碳足迹。然而，如果这些体系在设计上存在问题，带来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对标签初步的简单尝试是超市里面空运新鲜产品上的飞机标签，但最终并不利于某些最贫困和弱势国家。北半球冬季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空运新鲜产品成功占领发达国家中的高价值缝隙市场。这些标签仅仅标识了部分（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忽略了产品其他过程的碳排放。总的来说，在温暖气候地带的出口国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注重产品的碳排放情况，因为其他发达国家会受商业目的驱使，在温室中使用大量碳集中肥料生产非时令蔬菜。

碳标签体系和标准可能成为非关税壁垒

碳标签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未来的标签体系应能够兼顾数据的准确性和有用性，并且简单、透明，交易成本低，小国家和企业都能承担。

发展中国家对私人部门的标签体系普遍疑虑重重，因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没有被这些体系考虑在内。虽然私人部门的标签体系会损害他们的出口利益，但这些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因为管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国际贸易规则，即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只能限制其成员国，而不能规范私人组织。

在制定与贸易相关的、促使能源效率的标签体系以及实施强制性或自愿性标准的领域，此类讨论也很热门。这些体系为正面意义的产品差异化和市场机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很多生产国担忧，碳标签和标准会成为市场准入的障碍。他们把这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视为潜在的市场准入障碍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

3. 技术：机会和限制

清洁能源技术的迅速推广将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的推广是前所未有的要求，所有的管道都应被利用，其中推动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有效移动的途径就是贸易。

为环境货物和服务设标签

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在世贸组织提出议案，要求挑选出环保技术，并从中选出气候友好技术，要求各国降低关税壁垒帮助这些技术的推广。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阶段多哈贸易回合下并不愿意作出这样的一揽子承诺，因为一旦作出这样的承诺，所有的部门都将被涵盖其内，但是真正的气候友好产品仅占很少比例。这些国家担心，他们可能在无意中终止了更多产品的自由化进程，而不仅仅是环境相关产品。他们还为他们的中小型企业（SMEs）及以后生产同类产品公司的竞争问题感到担忧。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兴经济体成长快速，正向清洁能源技术市场的新生产商和出口商迈进。

技术转移

技术的发展和转移已经成为“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制度的基本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部分技术已得到认可。这些技术包括：观察和监督气候变化，缓解气候变化（如，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运输技术，节能省材料建筑技术，农产品和动物农作低排放技术等等），适应性技术（如，节水，凝水和水资源再利用技术，农业生态技术，疾病和虫害控制技术，抗洪、防旱、防海拔上升、控制农业灾害以及土壤沙漠化控制技术等等）。

一些技术准入壁垒已得到识别。虽然大部分技术转移从私人部门转移，但是法律和政策手段在其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贸易自由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并不能有效驱动知识和技术的推广，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和贸易有关的机制为促进气候相关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多边行动提供了“有利环境”。

知识产权和创新

在气候变化的谈判中，知识产权问题的重要性凸现。长久以来，知识产权一直是促进创新和推广新观念、新技术的工具。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过度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不利于未来的研究和发展，也为社会公众获取受保护知识造成了障碍。因此，如何平衡专利和气候相关技术准入亟待解决。

知识产权并非一定是气候变化（环保）技术的瓶颈。这种情况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同时各行各业也应该对此有更充分地理解。《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技术基金包括花钱购买必要的许可证费。

有人提议，国家应该能够对气候变化技术颁发强制许可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单边允许本国企业模仿特定的技术，而无须遵循专利产品的正常程序。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也可被看成是那些不愿达成谈判成果的国家的拖延战术。

技术问题对大部分拥有高科技的发达国家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发达国家为了将本国经济成功引向低碳时代，把大部分的研发力量都投入到了生态创新中。他们希望本国经济能更多地以这些行业为基础，其发展重点已向原先的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转向了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不论在知识产权体系内外，现存的创新结构和活动都可能并且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初步的举措包括一项气候技术国际“推广创新”模式和策略。为清洁能源技术作出创新的应得到褒奖。

4. 能源是关键

气候变化政策目标在于引领各国朝着高能效、低碳的未来发展。能源效率是干预能源利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清洁能源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都非常昂贵。任何一种能源的开发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撑，同样研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也不例外。技术转移和推广也许要政策干预。同时，现存的矿物燃料补贴应逐渐取消，这符合《京都议定书》的要求——逐步减少和终止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以及对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补贴。现在，世贸组织为影响贸易的补贴、标准和标签设置了各项参数。由于渔业补贴导致全球渔业的过度开发，补贴是谈判的焦点内容，有观点人为，世贸组织应就取消能源补贴作出努力。

为建立一个综合的、以一贯之的贸易-能源战略，即将贸易和能源、能源技术、能源补贴、标准、标签、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相结合，应该要建立相应的政策和新的法律武器。关于“后京都”时代及其后制度的谈判可谓建立贸易-能源战略提供基础。一旦谈判达成功，其成果应广泛应用到世贸组织和区域贸易协议中。

5．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贸易

农业和林业总计释放全球30%的二氧化碳气体。全球农业贸易和规章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这些贸易的碳排放，因为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对碳平衡有着主要影响。退林还耕，会加大碳排放。森林采伐会增加全球碳排放的18%。农业中，碳排放和庄稼、土地也有直接关系，不当使用，也会加重碳排放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报告显示，为实现长期的气候目标，农业减排目标比其他非农业减排所花费的成本更高。

气候变化下的农业贸易

人们希望，多哈回合的最终成果能改革全球农产品种植模式，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并且改革和减少国内农业支持。农业补贴改革为真正促进农业可持续生产活动创造了机遇。

虽然目前特别针对碳截存的农业补贴计划不多，但是这些补贴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广泛。现在的补贴改革强调将款项和内容分离开来，这也许会顺理成章地导致发达国家通过补贴支持碳截存。

政策制定者也要求对农民、农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利益相关人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满足贫困地区的食品安全可能会对最弱势的国家造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该同时也考虑到这些生产商可能也握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出路。

小型农民不仅常常使用传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手段（例如，谷物轮种、混种，土地休耕，少用人工化肥等），并且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选取并分配适合当地条件生长的多种植物种子。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储备对植物种类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植物生长要适应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全球贸易谈判应纳入这些内容，作为谈判的主要背景因素。

全球林业贸易

林业和木制品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林产品和木制品的使用中，有很多途径能够缓解气候变化。一种途径是，减少森林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例如减少非法砍伐或加强木料加工的效率。另一种途径是，维持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例如低影响伐木并为利用森林和林业产品制定长期战略。第三种途径，加强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例如植树造林和复合农林业。

用市场手段促进林业可持续管理的林业产品贸易是一种选择，例如林业管理证明和林业产品标签。国家应确保世贸组织生物标签讨论的达成，来帮助木材可持续开采以及非木材林业产品的证明。

为促进可持续林业产品的市场准入也应付出更多努力，特别是采取非关税壁垒和单边措施。在世贸组织非农业产品市场准入的谈判以及关于取消环境货物和服务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谈判中，要把相关内容纳入其内。

生物燃料：农业、能源、气候和贸易争议性

在最好的情况下，生物燃料能有效降低一个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加强能源安全、减少地方空气污染。生物燃料为农业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创造新就业机会、开拓农产品新市场。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意识到生物燃料（特别是在热带国家生产的生物燃料）对气候变化的潜在作用。近来，虽然生物燃料的生产已日趋明朗化，但是大量生产也会造成全球食品价格，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并不明显，特别是考虑到土地使用造成的间接影响。如果农民的原料生产被农商取代，也不利于农村发展。有观察者称，生物燃料生产中人权和劳工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环境恶化，情况堪忧。

解决以上诸多问题方法在于为生物燃料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但是，如何在世贸组织规则下，保持可持续性和证明体系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有效的生物燃料生产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最大的需求来自发达国家。贸易就是这种不平衡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有效生产国和最大需求国之间的贸易却受到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减少或废止补贴和对农产品的关税可能能够促进生物燃料的国际贸易。液体生物燃料的高级形式——生物乙醇、生物柴油——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内容之一，他们分别受农业和工业产品的谈判成果影响。世贸组织成员国已提出议案，要求把生物燃料运用到加速环境货物和服务自由化的过程中。

6．贸易的细节——全球货物运输

每天每时每分，都不断有船只、卡车、火车和飞机从事着全球范围内的货物运输，把产品从生产点运往消费点。国际运输部门具有特殊性，因为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无法直接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国家。传统观念上，人们对温室气体排放抱着“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所以这个领域的规范立法一直非常落后。在气候变化的谈判中，燃料储备问题多年来一直被搁置一边，直到最近才被提上议程。

虽然空运造成的大量碳足迹已为人们熟知，但海运的碳足迹问题最近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MO）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海运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大大超过之前的预期。全球范围内共有9万艘船只运送着全球90%的货物。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海运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不断发展，预计，随着全球贸易扩张，到2020年，海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70%。国际海事组织现在正针对这个问题研究战略措施，具体内容将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表。

对国际运输碳排放制定规则可能意味着增加全球产品和人员流动的成本，这对国际贸易有相当的意义。限制国际运输部门碳排放会影响特定的服务部门（如，旅游业）。也会特别加重偏远小国的负担。虽然世贸组织的谈判无法影响与气候变化和贸易相关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值得跟踪。

7．适应性和贸易：有何政策空间？

各个国家都强调他们的气候变化适应性需求，贸易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领域。诸如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贸易潜力的农业等部门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领域，因此最具有适应性需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截至2020年，几个非洲国家靠雨水灌溉的农业产品将减少50%。另一方面，在温带生产活动会随着气候更加温暖而增加，这会带来贸易顺差。这些变化很有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模式的改变，有些地方获利有些地方损失，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性刻不容缓，因为很多贫困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贸易将对适应性技术准入造成影响。

各个国家都需要资源来加强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弹性和适应性。主要的污染国应为受气候变化后果之害的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费用买单。由贸易推动的经济发展也应帮助增强各国的适应弹性。随着全世界范围内“贸易援助”议案的深入，适应性问题应得到关注。

为加强本国的适应性，各国政府可能会集中以财政援助方式鼓励植物多样性、增加生产率、坚固农业市场。这种国家支持机制如何影响国内和国际生产活动，如何最终影响农业贸易可能会引起贸易方面的担忧，但是这些忧虑还为充分体现。

总的来说，因投入更多的研究工作，探索气候适应性和贸易之间的复杂联系。

本报告由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出版，是ICTSD为2008年5月9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WTO-贸易和气候”讨论会做出的整理。本报告由梅林德（Ricardo Melendez-Ortiz）和卡迈尔（Mustapha Kamal Gueye）负责出版，由马琳娜（Malena Sell）编辑，ICTSD撰写。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www.ictsd.org）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日内瓦。ICTSD成立于1996年，宗旨：加强可持续发展，以信心、网络、对话、研究和能力建设帮助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贸易政策制定。

照片版权：www.istockphoto.com© ICTSD.

（中国项目部助理黄震乾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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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elación entr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PI) y las disciplinas que regulan la competencia ha atraído cada vez más atención, en particular, como resultado de la expansión y el fortalecimiento de la protección de la PI a escala global. Mientras que la legislación en materia de PI somete deliberadamente un activo intelectual al control exclusivo de los titulares del derecho, el derecho de la competencia procura evitar las barreras de mercado y beneficiar a los consumidores alentando la competencia entre una multiplicidad de proveedores de bienes, servicios y tecnologías. Ocuparse de una relación de esta naturaleza impone, a los responsables del diseño de políticas, desafíos analíticos de carácter único (Kovacic, 200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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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33 developing country group maintains that some SPs must be exempt from tariff cu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s is faithful to the mandate of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Conversel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Malaysia and Thailand argue that special products should not be exempt from tariff reductions. These countries propose that flexibilities for special products be limited to smaller tariff cuts and lesser tariff rate quota (TRQ) expansion than would be accorded otherwise.

To assess the need for market access flexibility, this information note summarizes key finding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pplied and bound duties, or tariff overhang, for 16 ‘proxy’ special products - those most commonly identified as special in the 19 country studies conducted by ICTSD. These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ariff structures for 30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of the G-33, excluding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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